张伯苓的人物轶事
张伯苓的人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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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

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

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

1904年他们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南开中学。

后来这所中学越办越好,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

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

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

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

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

9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张小辫爬竿最快”,连校长严复都知道;后来成为南开大学创始校长,张伯苓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

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同学生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学生制造器材,为学生聘请名家,率南开足球队胜天津租界队,被誉“体育校长”。

当南开的校友们回忆起张伯苓校长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刚毅洪亮的天津腔。

而在老一辈南开人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则是校长在体育这片广阔天地中活跃的形象,这便是巍巍南开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刘公岛上亲眼目睹了英国士兵身体强健而中国士兵体质羸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

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又看到很多原本强壮的矿科毕业学生,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时,竟然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

赤诚的爱国之心,使张伯苓暗下决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投身教育事业之后,张伯苓便将这样的理念带入南开学校,使更多的有志青年受其泽被。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

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

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

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

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

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

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

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

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周恩来与张伯苓交往近四十年,于私,是师生情谊;于公,属团结统战范畴。

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

在校时,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

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校长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

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

周恩来常到他家中去,师生俩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涉及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

周恩来于1917年6月中学毕业后,在日本留学一年多。

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他接触了新思潮。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

他开始用新的宇宙观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

他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虽然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敬重,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陪笑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做法,公开批评南开教育的弊端。

后来张伯苓通过对外国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感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

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

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

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接触,远远超出了师生之谊,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关系也更为复杂。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国民党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

南开大学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1938年7月,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津南村一时成了当时社交活动中心。

同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也把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

周恩来经常以校友身份去学校,或以师生关系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战形势宣传,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

南开师生于1940年春抵制了蒋介石鼓吹的“从军”运动。

张伯苓晚年曾经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

1948年冬,张伯苓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

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便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正要想办法透露消息给张伯苓,不让他去台湾。

随后,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向张伯苓传达了上述信息。

张伯苓知道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下决心婉言拒绝蒋介石、蒋经国之邀。

当周恩来听了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高兴。

周恩来请邓小平给予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打了电报。

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

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接待。

周恩来当天匆匆赶到傅作义家,问候校长和师母。

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4个月,周恩来常去看望他。

秋天,张伯苓回天津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他饯行。

饭后,周恩来关切地问张伯苓回天津还有什么困难,并说要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在台北寓所休养,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

在采访当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接着张将军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16岁翩翩少年的时候,在故乡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张伯苓的讲话十分感人,使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

讲题是“中国之希望”。

这时张伯苓年届40,正当壮年,办学有成,他创办南开中学已满12周年,积累了丰富的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经验。

以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激情,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讲演大厅。

鬼使神差,谁也不知道在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16岁公子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正是一位享受优越生活无所作为的富家纨绔子弟,前来听讲只是由于慕名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基督教教友,抱着好奇心来猎奇的。

但在他当时的二八年华,正是青年人憧憬未来征程,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踌躇苦闷、思想多变的时期。

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

张校长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

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几句话对张学良竟然丝丝入扣,震撼心弦,对他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

张学良听了张伯苓的讲演词,认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湎于游乐、做父亲和家庭庇护下的公子哥儿,而是男儿当立志,应该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业。

张伯苓的声影在张学良的头脑中深深打下了难忘的印记。

张伯苓出于复兴中华爱国心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

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

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使得学校资产增长较快,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为有名望大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锁定在100元。

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一份工资的待遇,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

因公出差,也是坐三等车厢。

在市内开会时,张伯苓常常是步行前往。

一次散会出来,服务员望着小轿车如云的停车场问他车号时,张伯苓答曰:“11号”。

服务员一脸诧异,直到张伯苓走远了,服务员才明白过来。

住最便宜的旅店,乃至出门必带臭虫药,那是由于他下榻的简陋馆舍臭虫多之故。

张学良将军乘车拜访津门名人,转来转去怎么也寻不到张伯苓住所,几经寻找才在一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陋巷中找到张伯苓的简陋平房,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功绩卓著的张伯苓竟住在贫苦市民当中,深表敬佩。

张伯苓退休后,与仅有的一份工资也“拜拜”了,晚年完全靠3个儿子赡养。

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亦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不久,傅作义将军给当时住在北平的张伯苓长子张希陆打电话。

张希陆到傅作义家后,傅兴奋地说:“周副主席告诉我,过几天邓小平来再作商谈,现在要想办法透消息给张校长,不要让他去台湾。”恰好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要去香港,于是商量请他到港后找金城银行南京行经理王恩东(张伯苓的学生),请王设法将周恩来的挽留之意告知张伯苓,就说“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使用的笔名。

不久,张伯苓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这封信。

他读罢书信,顿觉豁然,领悟到这是学生周恩来对他的爱护。

于是他下决心拒绝了蒋介石多次劝他与蒋同机飞赴台湾的要求。

1949年11月21日,下午3点左右,张伯苓在重庆的家中午休,蒋介石突然到访。

蒋虽身着军装,但没有了往日的气派与神采,门口没有前呼后拥的军队,只有两辆小汽车。

蒋介石满面笑容进入客厅,来意很明显:因重庆局势紧张,请张伯苓立即起程去台湾。

张伯苓说:“您抬爱我了。”

张伯苓的夫人出来解围,以坚决而严肃的口吻说:“蒋先生,他老了,身体也不好,他离不开南开学校和学生们,也离不开3个儿子,他们都在北平、天津。

他不能去台湾,更不能去美国。”蒋介石当时被噎住了,沉吟了一会儿,只会说:“啊……嗯……”慢慢起身告别。

张伯苓把蒋介石送到门口时,两人并立在台阶上,沉默无言,眺望远方。

沉默了约1分钟,蒋下台阶走向汽车,可能一时气糊涂了,没有低头上车,只听“咚”的一声,一头碰在车门上,张伯苓忙上前扶住,问“怎么了”,蒋介石忙说:“没事,没事。”这才低头上车,悻悻而去。

张伯苓作为南开的创始人之一,一生对南开中学怀有特殊感情,但在他的晚年,却被婉拒参加南开的校庆典礼,这几乎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1950年10月16日晚,南开中学的一位老师到大理道张伯苓家找张的三子谈话,大意是不要让校长去参加第二天的校庆。

转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张伯苓穿起雨衣要去南开中学。

三子张锡祚说:“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了,他们不太欢迎您去。”张伯苓听出话中意思,立即脱下雨衣说:“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吧!”张伯苓为此内心痛苦极了,但外表依旧保持着镇定,一点儿也看不出颓唐的样子,在家中依旧谈笑风生。

但张伯苓还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暗暗感伤。

一天清晨,儿媳瞿安贵端着一杯热茶给张伯苓送过去,还没进客厅就听见张伯苓面对着大落地窗长长地吸一口气,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瞿安贵在门外等了一会儿才进去,张伯苓立刻转身,非常慈祥地对她说:“今天天气真好啊!”张伯苓把自己内心的苦闷埋藏得很深,家人谁也不愿意让他意识到,他刻意隐藏的失意和痛心已经悄悄地表露了。

1951年2月17日,那天天气特别寒冷。

晚饭后,卢开瑗(南开校友,卢木斋之子)来拜访张伯苓,说是听到小道消息,中央决定任命张伯苓为政协副主席。

张伯苓听后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为国效劳了。

所以卢临走时,他坚持要送卢下楼到大门口。

瞿安贵觉得天气太冷,就送一杯热茶给张伯苓,只见老人口歪眼斜,已经不能言语。

专家会诊后,一致认为是脑溢血。

黄钰生(张伯苓的学生)执笔写了一份遗嘱,坐在张伯苓的床边,逐字逐句念给他听。

张伯苓边听边点头,全篇念完的时候,他竖起右手大拇指,想说“好”,但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2月23日下午,张伯苓去世。

周恩来特意从北京赶到张伯苓家中吊唁,并由他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

他同校友们见面时说:“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

本来他身体一直很好,从四川回来想让他多休息一下,再做安排,没想到突然故去了。”总理还说:“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

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

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我们原打算让张校长休息一段再做安排,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没想到他去了,很可惜。” 1951年2月14日,张校长中风不语,生命危在旦夕。

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为校长写一遗嘱,大家公推和张校长最接近、相处时间较长的黄钰生起草。

遗嘱的内容,关于教育部分是根据张伯苓先生50年来一贯的教育思想写的;关于大局,是根据他离开南京到重庆及回到北方后和许多学生讲话概括而写的。

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好,心里也清楚。

黄钰生一段段念,他一段段点头表示同意。

当时在场的还有王夫人,校长的子、媳三人。

张锡年的爱人最后还大声问老先生:“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挑起大拇指来表示赞赏。

这个遗嘱有以下几段:

“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五十年。

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 “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众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

“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的政府。

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之政策。

凡我同学,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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